导读：
　　高层9天4次提"供给侧改革" 需求供给两手抓
　　以"新供给"推动中国经济新增长
　　熊市结束2016年掘金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给资本市场出了三道题
　　供给侧改革提速 纺织服装企业去库存化
　　供给侧改革上市公司应先行先试
　　供给侧改革提升风险偏好 市场有望震荡上行

　　高层9天4次提“供给侧改革” 需求供给两手抓
　　据媒体记者了解，9天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高层提到了4次，成为财经界热议的新概念。此前，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为投资、消费、出口，俗称“需求侧”，与此对应的便是“供给侧”。

　　在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据媒体记者了解，9天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高层提到了4次，成为财经界热议的新概念。此前，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为投资、消费、出口，俗称“需求侧”，与此对应的便是“供给侧”。

　　有关专家表示，以前我国消费动力不够，因而要刺激需求。现在有了消费动力，但供给的产品却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更重要的是，一味刺激需求会带来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而“供给侧改革”，能改善相关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表示，中央强调“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要把宏观调控从需求侧全面转向供给侧，而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做好供求平衡。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缺一不可，而且要对称平衡才能维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过去，我们过多强调了需求侧管理，忽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据悉，总的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5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改革增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高效投入；二是通过改革促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三是通过改革培育企业、创业者、创新型地区或园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政府等主体；四是通过改革(如减税、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等)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五是通过改革淘汰落后产业、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本质上讲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未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把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制定好，给企业和市场相对稳定的预期，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李佐军表示。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实体经济投资意愿有限，过去几个月持续加码的宽松政策并未带动经济出现企稳。因而政策在着力于推动需求企稳的同时，开始着手“供给侧改革”。

　　“未来人口结构调整、农民工市民化、新兴产业支持政策以及降低行政成本等提高经济效率的改革将加快推进。”徐高告诉记者。(证.券.日.报.)

　　以“新供给”推动中国经济新增长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也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的关键期。在这历史转折阶段，一方面要对传统增长动力进一步挖掘，通过模式重构，结构调整、路径优化、产业升级改革“存量经济”；另一方面，更要加快培育新兴增长力量，发展“增量经济”，释放“新经济 ”增长动力。因此，以“新供给”替代“老供给”势在必行。

　　中国经济正处在动力切换、结构转变、阶段更替和风险缓释的关键时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意味着我国要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2%-3%的增速高出约4-5个百分点。在原有增长机制和主导产业衰退的同时，需要培育出影响面广、潜力大的新主导产业，将潜在的供给需求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动力。

　　“老供给”动力不足，旧常态模式难以为继
　　中国经济正处在动力切换、结构转变、阶段更替和风险缓释的关键时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意味着我国要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2%-3%的增速高出约4-5个百分点。在原有增长机制和主导产业衰退的同时，需要培育出影响面广、潜力大的新主导产业，将潜在的供给需求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动力。

　　1。传统要素增长红利放缓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表现出“高增长、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成本”等显著特征。2000-2013年，全球经济GDP平均增速为3.68%，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10.6%，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然而，近年来随着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空间逐步缩小，技术追赶和要素转移的步伐相应放慢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

　　一是“高投入”难持续。以资本投入为例，中国35年来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特别是2000年以后，资本形成率呈现快速上升势头，由1978年的38.2%上升至2013年49.3%，提高了11.1个百分点。与国际比较，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

　　二是“高消耗”难持续。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现有的经济合作模式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目前来看，中国单位GDP能耗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为高收入国家的1.8倍，中等收入国家的1.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

　　三是“低效益”难持续。增量资本产出比显著提高，投资效率严重降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下降的内在要求。虽然通过加快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也可能带来投资效率的大幅度下降。根据测算，2005年，每新增一个单位GDP，需要增加投资2.4元，2008年提升至2.9元，2009年进一步攀升至3.6元，2014年新增资本产出比已经上升到4.3元的较高水平。

　　四是“低成本”难持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进入到下降阶段，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下降甚至负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345万人，2013年进一步减少227万人。根据人力模型预测，“十三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还将平均每年减少200万人左右。

　　近年来，影响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已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1978-1994年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2009年间的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010-2015年间的28.0%。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增长所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的升高。在上述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作为供给方面的经济增长源泉，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2。传统“三驾马车”增长动力放缓
　　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总需求由消费需求、资本形成需求、净出口三大部分构成，资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称为投资需求。2012年以来，传统三大需求均呈下行走势。数据显示，2012-2014年，投资增速回落4.9个百分点，消费增速回落2.4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负拉动更是延续了几年。2009年负拉动4.1个百分点，2010年负拉动1.4个百分点，2011年负拉动0.8个百分点，2013年负拉动0.2个百分点，2014年小幅拉动0.1个百分点。现实需求 “疲弱”掩盖着巨大的潜在需求无法实现的现实，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供需结构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其背后的实质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和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问题。

　　首先，从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看，除了收入分配、消费模式等因素影响个人消费需求增长之外，在我国总供给结构中，长期以来依靠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同时，消费市场环境有待改善，社会保障等制度类公共产品与服务有效供给明显不足。此外，目前，中国缺乏一套合理的资源税体系和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诸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收益和国有企业利润可以由企业支配，导致企业未分配利润越积越多等等，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可持续消费的增长。

　　其次，从影响净出口需求增长的因素看，近几年，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贸易竞争主导权，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对中国出口形成“前堵后追”之势， 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此外，TPP+TTIP+PSA正在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和秩序。

　　当前，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欧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和服务贸易协定(TISA)重构全球贸易规则，除传统贸易救济之外，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援助、政府采购等形式隐蔽出现，对中国出口形成新挑战。目前，TPP已经达成协议，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最后，从影响资本形成需求增长因素看，受制于供给端因素约束，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疲弱，直接引致资本形成需求疲弱，特别是引致对市场极为敏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显著下降。进一步分析，投资品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也是投资需求疲弱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机械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成套设备、精密机床、高档发电机等高端产品50%以上都需要进口，国内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60%以上都是外资企业生产的，许多关键设备、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资手中。一些中间产品、重要原材料国内也没有形成有效供给能力，固定资产更新改造需求由于缺少相应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难以满足，资本形成需求面临着供给方面的硬性制约。而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的投资只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因此，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竞争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经济从原来的“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转型，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目标，推动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新供给”发力，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红利
　　在传统要素红利和“三驾马车”动力减弱的新常态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寻找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和动力转换问题。事实上，中国新旧供给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新供给不足，老供给过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一切知识、劳动、资本、资源，创新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更多的惠及全体人民，其发展的新思路就是要从供给侧挖掘增长和改革潜力。

　　一方面，提升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存在较大空间。从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维度来看，中国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仍有空间，仍需要通过投资提升资本存量。

　　当前，中国技术创新的“追赶窗口”正趋收敛。全球各国展开战略创新竞赛。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围绕新一代互联网 、生物技术、新能源 、高端制造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展开了新一轮增长竞赛，纷纷推出各自的创新增长战略。全球制造业升级而不是回归。不论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全球制造业正在向高端、高科技的更高层级迈进。特别是随着全球智能网络将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传统产业那样的技术差距和技术鸿沟。为此，需要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同时，大幅提升制造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必须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以人为本的设计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一是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 。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进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和素质提高工作，以及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以适合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二是通过健全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三是通过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培育中国 “新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十三五”时期正处于关键历史机遇期，也是动力切换、结构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必须下大力气挖掘培育一批“新经济”的动力群，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一)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支撑我国实施新一轮全面对外开放大战略，构建开放型经经济新体制，在角色定位上，必须树立“大开放观”，实现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从外围向中心转变，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四个转变”，全面构筑中国全球竞争新优势。

　　1、以构筑全球自由贸易网络为重点的自贸区战略
　　面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规则优势”，中国必须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步伐，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适当提高自由化标准，倒逼中国的市场壁垒，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开放竞争带动经济结构升级。

　　第一，中国应以开放的心态和迎接机遇的眼光看待TPP发展。加快推进中日韩FTA、“10+3”和“10+6”，以及RCEP框架的建成，确保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稳步推进，加强同美国、欧盟、日本 、韩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经济合作。

　　第二，以高标准为目标倒逼国内经济改革，完善要素市场体系，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环保能源资源标准，保护劳动权益和知识产权，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国内消费能力、打破国企垄断，开放市场竞争。加快全球更高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标准在上海等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甚至可以待国内自贸区成熟后，在适当的时机加入TPP.
　　第三，围绕TPP和RCEP形成一个“伞形协定”。可在关税减让、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规则等方面设定介于TPP和RCEP之间的中间标准水平，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亚太自贸区(FTAPP).
　　最后，积极推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自贸区网络，逐步形成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进亚欧经济一体化进程。

　　2、全面深化“走出去”战略实现从GDP到GNP的新跨越
　　随着2014年我国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 GDP或GNI已不足以真实反映国民财富能力，应更注重GNP指标。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积累的对外金融资产达5万多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有8800多亿美元。深化“走出去”战略，带动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拓展，将要素禀赋优势升级形成对外投资新优势。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我国全球贸易布局、投资布局、生产布局的重新调整，进而推进国际产业链和产能合作能够创造出巨大的增长空间。

　　3、把“服务贸易”作为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突破口
　　2014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6043.4亿美元，同比增长12.6%，但我国服务贸易“大而不强”。入世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增长了6.5倍，但从规模或比重看，我国还不是一个服务贸易强国。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比较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资源、劳动力密集型传统行业，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地位，服务贸易结构严重失衡，也导致我国成为全球服务进出口逆差最大的国家之一。就国际竞争力而言，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远低于美欧等服务贸易出口大国。

　　应把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高服务贸易比重，增强“中国服务”国际影响力，作为“十三五”重大任务。把2020年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比重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扩大服务贸易规模，着力推进服务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扩大准入，实现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平等竞争与合作，促进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增强。要牢牢把握服务外包的机遇，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以培养服务外包龙头企业为重点，以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为依托，改善基础条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外包。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一些国家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壁垒。

　　(二)培育“双创”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正处于新的结构转型期，创新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核心战略。近年来主要国家提出科技战略的频率之快、层次之高前所未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国家，如韩国、俄罗斯 、印度、巴西等都纷纷提出了本国的创新发展战略。

　　在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新一届政府也把“双创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视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新常态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依靠的比较优势大大降低，要获得新的发展动能，关键在于放开市场准入，充分释放民智民力。

　　一是构建产学研合作体系整合创新资源。目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面临着“需求与能力相矛盾”的尴尬，大学和科研院所虽集聚了大量科技资源和人才，但产学研之间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尚未广泛成型，衔接配合不顺畅。因此，建立共享基础设施，加快技术转移的激励体制机制，防止人为技术壁垒和行业垄断，推动产学研合作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二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条。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科技资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游的核心、关键以及共性技术进行攻关，通过创新链驱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创新链为引导，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拥有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传统企业集聚优势资源加速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具有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从而带动整体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全力打造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通过设立投资负面清单、政府权责清单和监管清单的方式明确政府和市场权限，为创业创新创造法制环境、改善监管环境、扫除体制机制障碍。同时在创客空间、创新工厂等孵化模式基础上，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实现创新与创业、线上与线下、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为小微创新企业成长和个人创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开放公共服务平台，大力释放经济增长活力。

　　四是建设支持创新创业的投融资体系。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和财税政策作用，推进风险资本基金、成长贷款基金、创新基金，实施研发种子资本计划，建立科技创新银行，发行科技债券，加快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可设立国家创新保险基金，不仅可以解除融资抵押的约束，避免借贷抵押对中小创新者产生的挤出效应，有利于大型研发投入，也有利于中小创新项目对资金的需求，全社会的创新效率将因此得到提高。

　　五是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趋势日益明显，技术在全球流动转移日益活跃。在创新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必须积极构建跨国技术转移平台，帮助企业链接全球资源和市场，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构筑从国家创新系统到全球创新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

　　(三)培育信息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一是信息和数据存量和增量巨大。中国是全球互联网用户、移动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拥有庞大的数据生产和数据消费的主体。全国4G用户数超过了2.5亿户，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数达9.37亿户。根据IDC发布报告，中国2013年的I.T开支为1790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173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ICT市场。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ICT市场，其规模是中国市场的三倍。

　　二是信息经济增长速度和体量规模可观。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15中国信息经济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信息经济规模同比名义增长21.1%。信息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58.4%，接近甚至超越了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的测算，同期美国、日本、英国信息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69.4%、42.2%、44.2%。2014年我国信息消费的规模是2.2万亿，同比增长28%，带动GDP增长0.64个百分点。按照发展趋势看，今年信息消费的增长速度都超过GDP增速的三倍以上，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动力和新亮点。

　　三是信息经济与产业融合发展将释放出巨大能量。信息经济与产业融合将形成下一代制造业形态、下一代贸易形态、下一代物流形态，对传统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进行全面、系统重构。埃森哲的报告显示，产业物联网将尤其推动成熟市场的经济增长。到2030年，产业物联网的资本投资及其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将为美国累积贡献GDP为6.1万亿美元。中国将有望从产业物联网中实现更显著的经济效益。如能落实支持产业物联网发展的各项措施，到2030年，中国累积GDP将增加1.8万亿美元，相应GDP较常规预测水平提高1.3%。

　　(四)培育服务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我国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服务业是关联度极广、渗透性极强、社会效应极大的综合性产业门类。当前，中国已进入服务业高速发展的轨道。近些年来，传统制造业产业链不断扩展和延长，其覆盖范围逐渐从加工制造领域延伸到了服务领域，制造和服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制造和服务逐渐相互融合，全球生产经营活动日益被纳入到全球生产服务体系。服务在企业产值和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新趋势。

　　从未来的政策着力点看：一是大幅提升生产服务性要素的供给能力。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必须通过外部进口先进的生产者服务来满足国内不断上升的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需求，增强信息、研发、设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大幅提升服务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升级。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三是大幅增加对服务类公共产品投资。建立服务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机制。通过PPP等形式，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信息等领域的社会投资。四是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着力打破服务业领域垄断。破除推动服务业的行政垄断，推动监管制度创新，加快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

　　(五)培育价值链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1、加大向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投资，促进价值链全面升级。我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环节，而高端制造业产品则是突出的供应不足，装备制造、船舶、汽车、钢铁、建材、石化等九大主体制造业均是如此，这就构成未来的巨大投资空间和增长空间。

　　首先，把制造业发展重点逐步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端产业投资力度有很大的扩张空间，必须高度重视高端装备制造业及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加大智能制造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投资力度。

　　其次，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我国制造业投资过去几十年以扩张产能为主，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属于薄弱环节，如2012年，我国36.5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新建项目达到25万亿，技术改造额度仅为5.2万亿，技术改造和新建项目比值，从1995年的40%，2005年下降至25%，2012年进一步下降至20%。这就意味着我国未来基于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的投资需求会非常巨大，投资增长仍存潜力。

　　再次，大幅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研发投资强度。2013年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0.88%，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值为期末达到1.5%，而美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3.35%，差距十分显著。中国关键产业的研发强度明显低于领先国家，美国制药产业为24.5%，电子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产业为14~19%，交通运输业(除汽车)为11.5%；而中国相应的研发强度分别为1.63%、1.51%、2.18%，未来必须下大力气彻底改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中的不利位置。

　　2、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 要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支持企业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政府除了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3、着力增强零部件以及装备制造业，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我国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内分工发展，通过“强基工程”，以“制造业2025战略”为核心和重点，全面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水平。

　　(六)培育绿色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2015年5月，我国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这是就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全面专题部署的第一个文件，是对中共十八大及中央全会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的落实，也意味着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国策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

　　熊市结束2016年掘金供给侧改革
　　11月25日，申万宏源和国泰君安证券双双召开2016年度策略会。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观点鲜明表示，熊市已经结束了。申万宏源首席策略分析师王胜认为，“慢牛”可能已经逐步到来。预计A股在2016年将“跳一场市场与改革预期的交谊舞”，中性假设下，上证综指至少摸高至4000点。申万宏源认为，以“十三五”规划建议发布为标志，掘金供给侧改革正当其时。

　　熊市结束慢牛起步
　　王胜表示，大类资产配置格局对A股有利，如果改革和创新进程配合，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慢牛”可能已经逐步到来。2016年“钱多+资产荒”有助于维持高估值中枢，很难出现新经济估值回落至熊市假设的情况；但最高风险偏好的配资被行政手段限制，新经济估值重回新高的概率同样较低。但是市场预期的变化快于改革进度，改革切实推进但仍不及预期的情况依然可能出现，阶段性震荡可能难以避免，所以A股2016年是市场与改革预期的交谊舞。

　　他特别提示，一季度2016年两会前的传统春季躁动仍是做多的时间窗口，将迎来一次改革创新预期修复、增量资金推动的上行；随后市场在融资压力、大非减持压力之下，可能震荡加剧，预计下半年G20杭州峰会时间附近市场仍有一次上行的机会。在概率最大的中性情景假设下，上证综指至少将摸高4000点，创业板指触及3550点。

　　任泽平认为，股市熊市已经结束了，步入正常市，存量博弈下结构性行情，股息率机会和风格切换有待于25万亿理财入市。

　　国泰君安首席策略分析师乔永远表示，A股或将在2016年春季出现风格切换。旧常态下，市场往往在施工旺季之前博弈低估值股票的上涨空间。新常态市场则需要微观数据的逐步确认，才能够形成明显的风格方向。2016年全年市场的波动空间将在3200点到4500点的核心区间内实现震荡。恢复IPO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有助于推升风险偏好，对股票市场是利好。个别性的信用风险将在2016年出现上升，可能带来股市低估与好的买点。

　　掘金供给侧改革关注新经济机会
　　任泽平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换挡从快速下滑期步入缓慢探底期，未来3-5年经济L型走势，但仅是加杠杆下的弱平衡，金融风险事件将逐步显露。经济结构将发生巨变，从重化工业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升级。四季度经济在微刺激和信贷放量推动下，环比有望暂稳。2016年一季度再下台阶，预计全年GDP增长6.5%。货币继续宽松，负利率时代来临，预计2016年还有1次降息5次降准。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表示，稳增长短期靠需求管理，而以“十三五”规划建议发布为标志，宏观政策的重点转向供给管理。供给革命主要是革旧经济和旧体制的命。旧经济的机会主要来自国企改革尤其是地方国企改革的实质推进，他表示尤其看好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北、重庆等地方国改的机会。新经济的供给革命主要体现为如何创造有效供给，来匹配没有很好被满足的需求和潜在需求。新经济重点看好三个方向：一是服务型消费，二是智能制造和大数据，三是泛资产管理。

　　国泰君安坚定对转型和长期的乐观信念，行业配置更为侧重成长性：一是高端制造业，二是现代服务业，三是移动信息产业。春季大切换期间，应更注重配置业绩基本面逐渐好转的行业及公司，如金融、交运、地产基建链条等。

　　未来一段时间市场仍是由存量资金所主导，成长股占有优势。看好的主题包括上海迪斯尼、人工智能主线和人口结构变迁主线。(中国证券报)

“供给侧改革”给资本市场出了三道题
　　“‘供给侧改革’不光是针对需求端的问题，更多地还是针对供给端存在问题，尤其是现在有效供给不足。”民生证券研究院高级宏观研究员朱振鑫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反映了政府高层对今后经济调整思路和策略的转变。”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对媒体记者表示，目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如果仍然只采用刺激需求策略来对经济进行调整显然是不够充分。而在新时期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或将成为“十三五”规划期间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

　　朱振鑫认为，资本市场改革主要还是在于制度性的改革。其中，保护投资者利益、拓宽融资渠道以及推进注册制改革都是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以注册制改革为例，资本市场通过注册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实际上就是在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也是通过供给端去激发需求的一个举措。

　　在潘向东看来，“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的成本，包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交易成本等。这有利于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减轻负担，提高竞争优势，同时还能提升资金的供给效率。

　　改革向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供给侧改革”更是如此。

　　朱振鑫指出，金融体系变革势必会对监管层提出新的要求，尤其是注册制推出后怎么去控制它对于市场在短期内造成的抽血效应。这对监管层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目前我国在”供给侧改革“主要面临5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制度因素以及供给体系结构这5个方面内容。”潘向东对媒体记者表示。(证.券.日.报.)

　　供给侧改革上市公司应先行先试
　　在11月20日刚刚结束的第十一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中，与会嘉宾都把关注焦点放在了新鲜出炉的“供给侧改革”上，从专家学者到上市公司高管，无不对“供给侧改革”充满了期许之情。

　　的确，自打“供给侧改革”作为确保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新政出台之后，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海内外人士都对这一改革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各种影响进行了深度解析，纷纷认为这是面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复杂局面的一剂“猛药”。这剂“猛药”能否起到应有的效果，关键在于新政落地的市场执行力，尤其是作为中国经济“顶梁柱”的上市公司如何身体力行实施“供给侧改革”，被视为这项新政能否顺利推行实施的重中之重。

　　供给侧改革首先强调了从供给侧入手，解决国人生活和收入水平提高之后对中高端产品和高品质服务的迫切需求与现有的中国传统制造业中低端产品不相匹配的矛盾。换而言之，就是中国消费的升级换代需求与中国制造未能与时俱进的不相匹配。在互联网思维已经深入国人人心的今天，如何借助互联网平台，将老百姓需求与生产厂商的柔性生产能力一一对应起来，也就是某些媒体所说的“新计划经济”，是“供给侧改革”成败的关键。

　　对于从事制造业的上市公司而言，“供给侧改革”对其传统的产供销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产品销售平台的互联网化，原材料采购的比价平台，客户网络下单的瞬间响应，24小时不间断售后服务平台，诸如此类的种种创新，令上市公司应接不暇。当然，最为要紧的是产品的研发创新，利用互联网征集全球潜在客户对新产品开发的想象性描述，在新产品开发初期便将研发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将成为制造业上市公司应对“供给侧改革”的制胜法宝。

　　对于从事服务业的上市公司而言，“供给侧改革”可谓是为服务业大发展提供了崭新空间。尽管国内服务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国内经济产值的半壁江山，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甚大。无论是文化影视产业，还是体育产业，养老产业，休闲旅游产业，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就是我们改革的方向所指。下一个五年，中国经济的稳增长，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了服务业全面赶超国际水平，上市公司在这方面，绝对是大有用武之地。

　　“供给侧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拥有资本优势、融资优势、品牌优势、人才优势的上市公司应先行先试，打好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第一仗，为其他企业做出表率。为此，我们开辟了这组《供给侧改革上市公司怎么看》系列报道，以飨读者。(证.券.日.报.)

　　供给侧改革提升风险偏好 市场有望震荡上行
　　在近期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高层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在“十三五”开局之际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策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战术安排，简单五个字显示出高层对经济的判断和治理思路将进行的调整。

　　一、三驾马车“马失前蹄”
　　长期以来出口、投资、消费一直被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更确切地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中的消费需求始终是短板。近些年由于全球经济关系出现了调整，国内经济状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诸如转轨、人口、投资、资源、外资等红利正在逐步消退，许多依赖传统红利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变得前途暗淡。传统需求管理模式下，经济政策主要围绕刺激投资和净出口展开，而“投资出口占比太大，消费占比太小”一直是我国经济结构的诟病之一。之后为了发挥消费需求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的作用，积极应对国际需求持续疲软的状况，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举措，但消费需求依然不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结构性失衡、矫正经济发展方式的扭曲。而同时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更值得警惕的是，需求刺激政策的潜在风险也正在逐步增加。

　　“供需错位”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住房、教育、医疗甚至打车等问题无不透视着有效需求的不足。一方面，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传统消费价格持续下滑；而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如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马桶盖也要奔赴日本购买。目前中国经济客观需要供给升级，同时结构性分化过程正趋于明显。相应于这番情景，过去侧重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可用空间已经显著收窄。一般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在潜在增长率到一定的时候，通过刺激需求端实现经济平稳增长，摊平经济周期。但是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

　　二、生产函数效率的提升
　　供给的核心是一个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决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自然资源等。目前中国正在准备从密集要素投入过渡为要素效率的提升，然后再到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然而人工、能源、信贷和房地产成本上涨、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国企效率不高等因素均对生产率提升构成挑战。那么，如何实现产业和产能升级呢？我们认为大概会沿着六个方向，也就是所谓的“六新”供给进展。

　　1、新技术和新产品
　　这两个“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创，突破性科技或者说技术革命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说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正是靠几次大的技术革命，推动着人类社会向一个又一个新台阶迈进，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资本的进一步扩张与深化，从而促进经济总量迅速增长。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目前很多传统产业的供给能力大大超出了需求，部分产业已经达到甚至超出资源承载能力。而这种产能过剩进而带来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同步发生，形成负向循环，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因此，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

　　2、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
　　这主要围绕着现在最热门的“互联网+”领域展开，就是用互联网去改造传统的制造业，通过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我国将在宽带基础设施、IPv6、物联网、CPS、移动技术、OS等领域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增加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十三五”规划中的“互联网+”就是技术经济的一个比较综合的体现，它是互联网技术和各行各业的业务结合，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互联网影响传统行业有三个特点：1、打破信息的不对称性格局，竭尽所能透明一切信息。2、对产生的大数据进行整合利用，使得资源利用最大化。3、互联网的群蜂意志拥有自我调节机制。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互联网也催生了很多新兴行业，这些行业不仅为投资者和创业者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同时也为传统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与挑战。

　　3、新制度
　　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十三五”期间将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其中新一轮经济改革的主体框架是：行政体制改革；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土地和户籍改革；国企改革.
　　三、改革提振信心，市场仍将震荡上行
　　目前来看，影响市场风险偏好的因素主要有：1、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或将进入改革及完善的实质性阶段；2、12月美联储加息预期；3、1月份5%以上股东获得解禁。但同时市场目前的大背景也没有改变：1、宽松大环境，无风险利率下行；2、宽松政策刺激，基本面改善预期；3、改革推动。因此，市场仍将按照惯性继续反弹。

　　长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利率下行周期并未改变，改革的决心依然不变，市场必将与经济基本面进行匹配与平衡。而随着四季度经济的弱企稳以及“十三五”期间经济的逐步发力，通过时间消化估值水平的A股市场在未来2-3年内创出历史新高将是大概率事件。

　　综上而言，改革预期将提高投资者风险偏好，市场有望进一步震荡上行。在政策宽松的大背景下系统性风险被兜底，存量资金博弈中，市场调整震荡会出现更多的投资机会。(上.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