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大学”难题多 湖北制造企业有诉求

来源: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发布时间:2015年11月03日

  “一定要‘上好市场大学’,在‘市场思维’上升级,扎实做好‘市场功课’。”这是湖北一家制造业企业的说法。不少企业已经意识到,不转型升级,只会等死。而要转型升级,则要避免转死。如何才能转好型、升好级?
  在湖北采访期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了解到,有的企业开始进行多元化经营。有的湖北制造业企业为了挽留人才,而不愿意去其他省份拿补贴。还有的企业把行业技术换代的前瞻性摆上日程。不过,企业转型升级路上的荆棘也不少,比如市场意识、人力成本、新业态布局、企业管理体制等。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之一,更多企业则面临如何实现“向研发要效益”。不少企业正在试图破解这些制约转型升级的“卡脖子”因素,同时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目前,国内许多地方都在建机器人产业园,比如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等,特别是沿海地区。这让武汉奋进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辉感觉这样的投资似乎有点盲目。不过,政策的用意是好的,能把机器人产业做起来,同时互相支持,抱团发展。
  在重工业领域,湖北在汽车产业上用机器人的比例已经比较高。尽管和沿海的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相比,湖北差了一些,但是在中部地区却走在前列。
  他向记者解释道:“其他省份的机器人企业出货是有补贴的,但武汉没有,湖北也没有。比如安徽省的机器人发展在全国靠前,原因就是敢投入,一台机器人补贴10%、20%,有的甚至一台机器人补贴5万元。国产机器人出货也就十几万元,补贴5万元多吓人啊!他们到湖北跟我们竞争一个项目,如果不是我们的营销能力比较好,恐怕连一个单子都没有。”
  既然如此,奋进公司为何没有换个省份建厂而是扎根湖北?“我们也犹豫很久。我们是一家研发型公司,公司300多人里搞技术的有100多人,车间工人也就二三十个,研发、工程、技术、现场方案的团队都是积累下来的人才,他们有的人在这里工作了十六七年,不少人家在湖北,如果工厂换个省份,能带走的技术人员不多,投资建厂也就没有什么意思。”黄辉说。
  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中国三江航天集团湖北三江航天红阳机电有限公司孝感装备制造公司研发部副主任高勋朝感到的困惑是,国企的体制太僵化,跟市场接轨比较弱,很多产品开发出来在市场上推广时,营销手段和营销策略很难与民营企业竞争。
  高勋朝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的一套设备做出来以后,在投标时,与民营企业相比,报价很不占优势。同样一个零件或者生产设备,我们报价10万元,人家可能报价3万元就可以,国企的管理成本、运行成本等生产体系导致了产品的出厂价就比民企的销售价要高。同时,在市场推广中,国企的体制、机制方面比较僵化,影响了产品的市场推广。”
  军工企业在发展民品的过程中,由于民品业务往往只占很小一部分,技术、生产、管理等很多资源也投向和用于保障军品。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军转民”都能被市场认可。“电子类、汽车类‘军转民’常常能抓住市场机遇,而有的民品工程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还不具备规模效应,投入、转化能力、发展策略也都不是特别清晰,还处在一边发展一边摸索阶段。”高勋朝说。
  “制造业升级是大势所趋,关键是怎么在这个趋势中做大做强。应该说,我们抓准了方向,也有产品,但是现在面临的最大发展问题是市场和投入。公司以前是跟军工管理模式一样,资源指标和分配有点像计划经济,效益也规定死了。现在我们也在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改进管理、自负盈亏,在产品创新方面进行制度化探索等。”高勋朝说。 而对于东风鸿泰而言,目前,其销售模式依然是传统的实体店形式,新的业态模式尚未形成。
  “产品一定要卖出去才能谈升级。强大的营销能力是未来东风鸿泰需要思考的。”东风鸿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王正雄说。在他看来,汽车零部件的客户通常是特定的对象,东风鸿泰需要营销的是技术和管理。汽车电商跟日常用品的电商有很大区别,消费者的放心程度不一样。但不是不能做,而且应该做。不需要做一个店又一个店,可以是一个集中的卖场,只放一些样品,有些方面还需要企业创新。
  与此同时,一些前瞻性的问题也摆在东风鸿泰面前。比如,零部件企业如何适应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需要?碳纤维替换钢板以及塑料件替换钢件以后,该如何使用?“我们倡导一个观念:汽车零部件企业应该引导主机厂,而不是被主机厂牵着走。我们正在往这个方向转。”王正雄说。
  据了解,压缩机是冰箱或空调的一个中间备件。目前,国内大的冰箱或冷柜企业一般不会做这方面的研发,这给产业链上游企业流出了一定的利润空间。
  黄石东贝机电集团副总裁姜敏向记者介绍,整个压缩机的结构上有40多个零部件,有时需要在设计上改进,有时候则需要在材料上进行改进,研发创新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研发周期一般在3到6个月,压缩机的直营收入大概是40多亿元,研发投入在1.3个亿左右,研发投入超过3%,特别是近几年研发投入越来越大了。”
  “2013年至今我公司已引进6名专家,人均年薪在10万美金左右,所以成本比较高。同时我们还在质量、研发、设备、管理等方面引进了高端人才。”姜敏说。
  然而,产能过剩挤压了市场需求空间。为了争夺下游的冰箱生产企业客户,压缩机供应商不得不在价格和性能方面赶超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下游大企业开始采取轻资产的模式,不会投入很多生产线,但是不停地在做研发,一旦推出新品,就需要上游企业做配套。对于上游企业而言,过去是做单独的压缩机,但是现在则被要求组装成模块化的东西。
  据黄辉反映:“我们公司有300多人,研发人员占了60%,工厂没有多大,工人很少,主要是研发和市场人员。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非常大,物联网研发每年投入1千万元,机器人也接近1千万元了,这部分费用要靠卖产品挣回来。前期有这么大的投入,后期挣回来是很不容易的。”
  与此同时,黄辉说,在产品前期开拓期,投入并不一定都能挣得回来,这个时候企业最需要的是外部的资源给予支持。“一种方式是市场化融资,另一种是政府给予支持,但是说实话,政府扶持我们的还是少。”
  他建议,从三方面加强政府对企业研发的扶持。“第一,机器人在国内某些行业的应用,政府是可以给予补贴。比如机器人企业在所在的省份销售,以提高本省的效率。第二,对于有核心技术的机器人企业,可以依据核心技术的水平给予研发补贴。第三,也可以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扶持机器人产业发展。还有其他一些措施,比如银行贷款是否可以低息、免息,政府可以帮助解决一些市场推广、信息对接、‘走出去’的事情等。”
  关于研发资金,记者从孝感装备制造公司了解到,该公司目前的研发投入来源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自有资金,这个比例不是很大,大概在1%左右。另一个是合作开发,比如跟中石油管道合作开发设备等。
  不过,高勋朝说:“尽管国家大力提倡发展机器人产业,产业链上的企业联合搞研发是一种途径,但是企业联合搞技术攻关并非易事。”
  技术上的差距同样困扰着高端矿用装备的使用者。目前,国内矿用装备制造发展正处于“技术成熟度不高、市场实际保有量不足、进口设备成本高昂、局部竞争激烈”的发展现状。2008年以前,国内矿山行业主要依赖进口,国内还没有真正成熟的尤其是大吨位矿用装备产品。
  由于在矿用运输装备采购方面长期受制于国外,设备进口后其在备附件采购成本和维运保障成本方面无话语权,议价能力弱,承受备附件涨价的成本压力,这成为国内大型资源型矿企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处于价值链高端和产业链核心环节,决定着整个产业链综合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湖北省是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布局中“汽车产业基地”的核心之一,湖北省“装备制造业行动方案”、“打造汽车制造基地”和“一核两极三带三群”的总体空间布局,为重工装备制造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形成装备制造发展示范效应、逐步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条提供足够的外部空间,为企地联合、军民融合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8月12日,在孝感国家高新区航天重工装备产业园,主要从事露天矿运输装备和井工矿运输装备的航天重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重工”)综合部副部长王海军向记者介绍着他们研发的新产品。这是世界上首台多轴220吨电动轮矿用车,该产品目前已在矿区试用一年并建立了航天重工锡盟服务点。
  “我们这个车有哪些好处呢?对地面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在协作形式上重心低,全轮全驱、全轮转向,轮胎的直径就变小了。这个平台现在是4轴,载重量可以继续上升甚至可以改到6轴。我们还可以把轮胎的直径变大,底盘适当提高,载重量也可以上去。这是很好地让载重量变大的方式的延展。”王海军说。
  据了解,作为落实重型矿用装备产业化运作的平台,除了多轴220吨电动轮矿用车外,航天重工的两轴110吨、363吨电动轮矿用车成功研制下线进入载重试验和矿区试用阶段。公司在研产品已经形成多轴系列、两轴系列、井工矿系列等三大系列,重型矿车系列产品载重量覆盖了100吨—400吨。
  不仅如此,在技术研发上,航天重工公司充分利用了军用重型车底盘、大型平板车多轴等工艺,具有非常明显的“军民工艺结合”的特点,较好地体现了“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为高端装备制造奠定了厚实的技术基础。
  王海军告诉记者,国内这方面的高技术人才并不多,产品主要依赖于进口,成本就比较高。以轮胎为例,大型胎的直径是3米,国内生产不出来,只有国际巨头米其林能够生产,但又是限量生产,一年生产4万条左右,多一条都不生产。中国不能总是受制于人,怎么办?技术攻关,改用国产小型胎。
  以航天重工多轴220吨电动轮矿用车为例,由于国产化装备率提高,维修成本降低很多。按照该公司人士的估算,和原来使用国外产品相比,节约下来的成本就有数百万元。
  转型并非易事。中国企业往往缺乏基础研究,只有一些大型企业才有实验室。令姜敏欣慰的是,国家对企业的研发支持力度很大。但同时,他认为政策也有调整空间。
  “从国际上看,我国的税负还是偏高。就我们企业来看,40亿元的销售收入有将近2亿元的税负,占比2%。而我们去年的利润大概8千多万元。”姜敏说。
  在他看来,可以在土地持有环节加大税负。假如完成了每亩的税收贡献或者产能收益,政府可以把部分税负返还给企业。如果土地“晒太阳”的话,就必须支付很高的持有成本。同时,可以采取有条件返还税收的措施。比如,对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要考虑其社会贡献,进而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税收返还。另外,减免企业税负的政策以及税收的抵扣政策也要执行到位。
  而目前,让大冶有色党委工作部负责人邱杰感到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价格。中国的有色金属行业很早就与国际接轨,国际市场的价格压力对我们非常大。但是我们一定要‘上好市场大学’,在‘市场思维’上升级,扎实做好‘市场功课’。”
  孝感伟翔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总经理肖俊则建议,国家的专利保护力度还应加强。“数控机床的研发周期和制造周期都比较长,成本非常高。有的时候,一个产品要研发两三年,投入上千万元。有的时候还没有产出,别人就已经仿照着做出来了。打官司又没有钱且耗时间。”
  事实上,和孝感伟翔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一样,很多企业都为转型升级煞费苦心。据记者了解,近年来,华新水泥以水泥生产为轴心,积极推进“纵向一体化”,大力发展预拌混凝土、骨料和环保产业。特别是环保产业,公司通过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在达成自身环保目标的同时,坚持走可持续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实现了从传统水泥生产企业向绿色环保企业的转型。目前,公司已取得15类危险废物的处置经营许可,获得80余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先后在湖北、湖南、河南、四川、重庆、广东等省市成功开展了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市政污泥、漂浮物、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废弃物、污染土等环保业务。
  “中国的水泥产能有33亿吨,如果把它产生的垃圾全部处理掉,是非常困难的。城市生活垃圾以往的处理主要是填埋、焚烧。建筑垃圾要经过更为复杂的处理过程,将可利用物质回收,有害物质处理掉。水泥的产能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又解决了目前的燃煤污染。”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凤山说。
  据刘凤山说,在中国水泥行业,许多重要的水泥核心部件都是华新水泥做出来的。华新水泥在整个水泥行业起码领先三到五年。该公司现在有28家在建、已建的预处理工厂。
  “我们基本上可以解决5个大城市的垃圾,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中国1亿人的生活垃圾处理。目前,我们正在做这种处理方式的一些技术上的认定。”刘凤山说。
  不过,垃圾处理是有成本的。据刘凤山介绍,目前最低档的垃圾处理费是政府给的,60块钱一吨,也有高一点的。国家只给基本建设的钱,处理过程的钱国家是不给的。“希望未来国家可以根据垃圾处理的数量和效果,在税收上有一些优惠。”
  对于制造业而言,未来物联网技术的运用将是一大趋势。志在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物联网技术的领导者的武汉奋进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辉给记者演示一番奋进公司现有智能工厂的做法和他对未来的设想。
  “这有一台四维机器人,我可以通过手机APP查看它的健康状态、漏油情况、总生产量和今天的产量等。APP代表的是用户需求,机器人代表工厂,我能够把用户需求传递给工厂,工厂能够为我定制产品,这便形成了一个高速公路的链条。”黄辉拿着手机向记者展示着。
  在他的眼中,这些在未来还可以扩展。“当所有人的需求都通过一台大的云计算服务器归总、分类、分配到不同的工厂的时候,这些工厂把客户需求做出来,根据工厂不同的排班做出来以后发给客户。只要你接什么传感器就能看什么。比如可以看到住所的电流、功率、电压等。”
  不过,他表示,目前卖传感器本体,实际上大多是在解决海外需求。“在国内,我们主要是以平台的形象来面世。我们自己做了万蜂云。这是希望能够多介入用户的设备,通过万蜂云把信息分发给多接入工业企业的管理人员。我们这个是给厂长、设备管理科的主任、企业老板看的,这些人是我未来要做的客户。”
  对于未来,黄辉认为,智能工厂可以实现高效、节能、安全、高品质,这些是通过信息化带来的,而管理数字化是十分重要的。
  “交通要靠数字化实现高效管理,政务办公包括公安、案件的侦破、城市的量化功能、路灯建设、水路管网建设都是需要数字拼图,做城市管网的项目最麻烦,多如头发丝的管网在城市的地下,如果没有一套大的数据库集中地管理,天天挖洞,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这怎么管?这就需要管理数字化。”黄辉说。
  他给记者举了一个数字化工厂的例子,比如酒,当把总共16道的工艺数据采集回来后,就可以按照我的数学模型严格控制工艺水平,每一道环节的温度控制、湿度控制、含糖量控制都可以通过信息采集回来,再反馈回去,让它始终在这个范围之内,这样它的出酒率会很高。
  “与其他省份相比,湖北高校、实验室、科研院所多,同时湖北的制造业基础比较好,汽车、船舶、制造、装备、钢铁、建材等大的工业门类基本都有,这是湖北很大的优势。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中、低端人才聚集,中、高端人才流失。”黄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