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不同的复苏举措

 

    对于当前，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逐渐恢复经济活力，而中国经济增速却前所未有地放缓的现状，陈志武教授认为：这是中美在金融危机之后处理方式的差异造成的。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大刀阔斧地刺激，把它做成了一个大规模的“铁公基”大运动。与此同时，政府将自己在经济中的角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陈志武：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应对方式和美国的应对方式差别是非常大的。

 

    第一，当时美国有8000多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就马上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方案。如果看一下奥巴马政府8000多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钱是怎么花的，我们会发现，其中大概90%是通过减税、免税的方式给予企业，以及中低收入家庭补贴，只有不到10%的刺激资金用于少数基础设施项目。

 

    但中国正好是反过来的：中国40000多亿经济刺激方案，再加上很多配套投资。基本上政府的“铁公基”占绝对主导，给老百姓家庭的财产补贴占比小。

 

    第二，美国的企业从2008年暑假开始一直到2009年年底，大规模裁员，还有很多企业关门。相比之下，中国不允许企业裁员，没有几个企业可以倒闭。即使有可能经营不下去，出现亏损、面临倒闭的企业，中国地方政府通过向银行施压，给那些放贷的机构压力，让中国的一些企业没办法关门。这是第二个很大的差别。听起来好像是中国的方式更好，但这带来一个很大的后患：没有将本来过剩的产能通过关闭企业、裁员去掉，为后面各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埋下伏笔。

 

    美国从2008年暑假开始一直到2009年年末，失业人口直线上升。即使没有金融危机的冲击，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完全可以自由裁员。这样一来，2009年以后，整个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它的压力就很小。从2009年年底开始，美国的就业人口一直是上升的，每个月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多和少是不确定的，但每个月都是上升的。

 

    像西欧，裁员比离婚还难，因为裁员要经过好几年时间，而且被裁掉的员工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去起诉。像法国的《劳工法》3000多页，而且很多条款都很模糊，法国公司在裁员的时候都会很谨慎，三思而后行。如果有员工被裁了，员工到法院去起诉的话，法国的法官看你公司是不是盈利，只要你公司还盈利，法官就会判雇主败诉，要赔偿的。但在美国没这回事。在中国，裁员也是很艰难的。

 

    第三，美国的企业税务负担很轻；而中国的税收，特别是预算内的税收，主要是来自于企业的。根据一些估算，1950年，美国企业交的各种税大概是GDP的5.5%左右，但最近几年，美国企业总的税赋负担是GDP的1.8%左右。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主要是靠个人所得税；而中国正好反过来，中国的财政税收90%多是靠企业以各种方式交上来的。这两个国家的税务负担，一个是放在个人和家庭层面，一个是放在企业层面。这样一来，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美的企业复苏能力差别也很大：美国的企业税赋负担很轻，受到危机挑战的时候，可能家庭层面压力比较大，但企业是很轻的。

 

    这三个方面可以把中国和美国两个体制，两个应对危机的方式做根本的区分。美国短期内的阵痛很厉害，过去七年多的时间一直在复苏，中国反而把危机变成了一个大的宴会，但后患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越来越头痛。这是两个不同的体制设计，反映的路径是很不一样的。

 

 

    陈志武：更多的是内部因素，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没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大刀阔斧地刺激。与此同时，政府将自己在经济中的角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陈志武：利用市场的力量去产能，而不是由政府强行地通过行政力量去产能。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房地产去库存。广东以及其他的省采取的做法是由地方政府分派任务，要求国企和其他的企业，每个企业要买过来多少平米的房子，通过降首付降息刺激更多的家庭买房子。

 

    这样做，表面上看让房地产企业把卖不出去的房子消化掉了，但这是一个掩耳盗铃的做法。尤其是通过行政的命令要求其他的企业把房企的库存买下来，必然意味着让国企和其他的企业给房地产开发商送钱。房地产开发商如果愿意把价格降低，去库存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只不过他们不愿意把价格降下来。价格降不下来当然就卖不出去。这就等于是通过行政的力量要求其他的企业必须以高价把库存买过来。

 

    那些企业又不是自然的房子的需求者，等于把库存从房企转移到了其他企业手里，库存还是在那儿，到最后还是需要真正用房的人买下来或者租下来。这样一来，不仅仅让其他的企业和家庭把他们的收入、财富转移到了房地产开发商手里，同时又变相鼓励了房地产开发商，可以继续不对市场未来的需求做认真地调查，不负责任地建房子。因为道理很简单，通过强行的行政手段帮助那些房企把库存卖掉了，接下来他们又可以没有顾忌的建房子，未来的房地产的产能因此增加更多了。所以，这种去库存、去产能的方式，最后只会使得产能继续上升。

 

 

    陈志武：其他大的政策方面要做调整。第一，因为土地财政收入占地方政府开支的比重很高，所以他们比任何人更希望房地产泡沫继续维持下去。第二，其他的政策也做调整，比如人民币比较快的实现一些贬值，放松资本账户管制。现在资金不能流出去。最近几个月，特别是1月份，一线城市房地产交易量和房地产价格猛涨，这都跟加强资金外出的管制是紧密联在一起的。如果让人民币贬值，有更大的空间，而且以比较快的速度进行，可以减少资金外出的压力，让这些资金自然地进出中国，这样对房地产投资的需求可以降低一些。因为更多的人，本来是准备把钱投到境外去买房子或股票的，但现在这些资金出不去了，回到国内，国内又没有那么多投资选择，股市也好，信托产品也好，都不像原来那么有吸引力，把资金留在国内的结果，就是让更多的资金流向了房地产市场。而流向房地产市场的过程中间，权衡比较之下，一线城市在大家看来相对更安全一些。这就是为什么一线城市猛涨，三四线城市继续死水一潭。

 

 

 

    陈志武：有效去杠杆，对于中长期的金融稳定会更有利，对降低中长期的金融风险肯定是非常有利的。短期内，可能会对经济增长有一点压力，但现在实际看到的是，不仅没有去杠杆，而是在加杠杆。不管是房地产市场的去产能、去库存，要求一些企业和家庭买房子的时候，都要从银行借贷，整体经济的杠杆在增加。另外，新的财政刺激，都是靠赤字、靠发债，地方融资平台到银行借钱等等，都是靠加杠杆实现稳增长。如果经济增长目标不回到更自然的增长水平上，而是非得要维持不自然的经济增长目标，必然意味着加杠杆而不是去杠杆。现在谈的不是真正去杠杆，而是往相反的方向走。因为原来就定了，到2020年要实现2010年的人均GDP翻倍，根据这个目标来倒推未来几年每年至少要增长多少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不应该变成人为设定的增长目标的俘虏。这样做了以后，就逼着政策制定者做了很多反自然、不健康的增长，因为没有别的办法达到人为设定的那些目标的。

 

 

    陈志武：首先，把税降下来，就可以帮助企业降低很多的成本。现在不管跟哪个企业高管聊，他们都会告诉你税赋太重。第二，行政管制的成本。包括各种审批，显形的审批和隐形的审批还是非常多的。尽管最近几年在李克强总理的领导下，从公司注册一直到做项目，显形的审批步骤减少了很多，但在中国做企业的人都知道，除了硬性的审批要求之外，还有很多隐形的审批要求，那些部门可以不作为。怎么办呢？要花很多的成本跟那些官员吃喝，搞关系。当然，现在八项规定把这些压缩了一些，但还是很多人直接、间接地在做这些公关工作，在这些上面还是要继续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的。

 

 

    陈志武：短板还是要看具体的行业。像医疗健康行业，是中国经济目前的短板。但这些要做到的话，目前面对的诚信环境，IP的知识产权保护，法治环境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补的。否则的话，很多行业就很难有大的发展。

 

    很多短板又跟体制挂上钩。土地制度改革说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推行，土地制度改革不推行，农业更进一步的现代化就很难实现。

 

    农民不一定非得要进城，如果让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做抵押，可以做资本化，也可以自由买卖，反而让更多的农民可以不需要进城，就在农村搞创业。创业需要资金，对于农民来说，最大的资产是土地使用权。如果最大的资产是死的，不能资本化，不能流动，不能变现，他们创业所能得到的支持就会很少。所以，有一些基础制度的改革必须做到位，否则很难进一步补这些短板。

 

    当然，中国经济最大的短板之一，肯定是金融市场。特别是那些跟股权有关的市场，现在问题那么多。这样一来，使得整个经济资源的配置，包括创业创新的潜力发挥，都没办法达到更极致的水平。

 

 

 

    陈志武：这个调整，我觉得是很对的。当然第一个前提，如果政府不过多干预市场、干预经济是最理想的，让市场的力量更多的主导消费、投资、进出口。如果退一步讲，假如我们接受这样的现实，在中国政府不干预可能蛮难的，那应该怎么样干预呢？原来总是强调“三驾马车”，这也是我跟一些学者辩论的地方：继续指望着政府靠“三驾马车”刺激经济的学者认为，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有需求，有消费，有投资，有进出口。既然整个经济都是靠这些拉动的，为什么政府干预政策不集中在这三个方面呢？这就是为什么以前都是把注意力放在投资、消费、进出口上。

 

    但现在，我们明显看到，特别是2008年以后，靠政府的手刺激投资做的太多了，以至于这些过分的投资产生的那些房子、钢铁、煤、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超出了实际市场的需求。现在强调供给侧改革，首先是对原来经济政策的侧重点做修正：不要总是看到投资，看到消费，看到进出口，就想办法靠政策把这三大块刺激出来，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另一边。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松动供给侧，通过调剂供给侧让市场自己的力量把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更好地匹配。

 

    减税、免税是首先的政策举措，通过给老百姓家庭减税、免税，给企业减税、免税，企业和老百姓可以留下更多的收入。这样一来，他们自己把留下来的收入，通过少交的税，自己决定怎么花、怎么做投资，而不是由政府主导。

 

    供给侧改革，主要的出发点就是把更多的收入留给市场主体，由他们去决定该怎么样消费和投资。所以，从基本的思路和理念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调整，是朝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迈进。

 

 

 

    陈志武：简单说，从过去这么多年中国的经历中已经看到，每次政府极力推崇的行业发展政策，包括股市的发展政策，最后都是以泡沫和过剩结尾的。比如风能制造、太阳能制造，现在这些行业都活不下去了。因为他们鼓励的结果，就产生了太多的过剩产能。

 

    所以说，政府还是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本定位上来，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政府的定位放在提供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规则，让市场的买方和卖方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环境，这是政府应该做的。除了这些以外，对任何行业的鼓励政策，包括对股票市场、资本市场的鼓励政策，都是政府不应该做的。

 

 

    陈志武：金融监管还是靠规则的制定和规则的执行来监管，而不是现在靠股票指数进行监管。原来大家都对注册制改革寄予厚望，我一直觉得注册制只是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很小的一部分，从审批制改为注册制会减少很多的腐败。以及企业为了上市要做很多的手脚，把这个环节相对变得更加公平了，这是迈出很好的一步。但是仅仅从审批制改到注册制，如果其它方面没改变，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绝对不会因此变得跟原来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注册制改变了，谁可以去上市，有多少公司可以上市，这些公司什么时候可以上市，上市的价格又怎么样，这些上市公司出了问题以后，欺诈股民以后，到底受到的惩罚是什么，什么时候会被惩罚，股票交易按照什么方式去做，杠杆有多高，什么时候杠杆被禁止，什么时候卖空被禁止，什么时候大股东又不能卖股票等，整个股市的规则太多了，不只是注册制和非注册制的问题。

 

 

    陈志武：我的理解，央行一直在说人民币没有长期贬值的基础，大家要关注这个词：没有长期贬值的基础，并没有说短期不能贬值，甚至中期没有贬值的基础。总体上，我和周行长的观点并没有那么大的矛盾，只不过现在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实现短期和中期贬值的问题，到底是渐进式的执行，还是快速的执行。

 

 

    陈志武：这也是他们希望产生的新常态吧，他们不希望人民币是单边的市场，他们希望看到的一个局面是，有的时候涨，有的时候跌，甚至一天里面又涨又跌，这样的方式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真正通过供求关系决定的。但是我觉得至少短期贬值、中期的贬值趋势是很难扭转的。

 

 

    陈志武：因为我不是官员，政府的官员必须给整个社会信心，鼓励大家多去创业，要很积极，充满热情和希望的方式继续创业。但是我们做学者的，应该给社会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参考意见，以及不同的判断。该是什么就讲什么，这样可以给市场主体和老百姓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判断。因为中国经济过去增长了三十几年，速度这么快，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整个经济规模翻倍了很多次，人们的收入和财富都增长了很多，特别是通过房地产投资，很多人赚了很多钱，这时候该想一想，自己该怎么生活，怎么做好理财，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财富所面对的风险，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陈志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原因。因为现在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大，大家可以做好自己的安排。一个是分散投资，境内和境外都做一些投资，以这种方式尽量避免中国经济更多的下行压力可能带来的冲击。大家要记住，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会进一步宽松，货币放水会更多，实际购买力的贬值以后会进一步加深的。怎样规避人民币购买力下降的风险，是很多个人和家庭、企业都必须要回答好、安排好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