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中国水泥工业的发展时刻准备着，只要有机会，他为这个机会所储备的能量就会喷发出无限的光和热，他，就是中材国际（南京）总工程师蔡玉良。

 

    尽管与蔡玉良同事多年，也知道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但要不是这次专访，还真不知道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同事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个人的成长过程几乎就是共和国一段坎坷历史的缩影。他，经历过苦难的磨砺，也有过成功的喜悦，他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为中国水泥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像蔡玉良这样一群人的努力，中国水泥工业至少不会发展得这么快 。他的努力，使中国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烧成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在水泥行业，特别是水泥科研领域，无论给他多大的荣誉都不为过。

 

 

    蔡玉良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原名蔡玉华（后因回老家与本家大哥重名，改为蔡玉良）。他的父亲（蔡家祥、号瑞堂，也叫蔡瑞堂）是旧中国的教书先生，曾在安徽颍上夷吾（战国名人管仲，字夷吾，以圣贤的名字命名的中学）中学任教务主任，兼授数学和物理两门课程，共和国诞生前夕，转入张治中将军创办的黄麓师范学校（安徽巢湖）任教，两年后调入安徽宿城一中高中部任物理和数学教员，兼班主任工作,令他父亲最为荣耀和骄傲的是，在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中饰演罗霄将军的杨在葆，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还提及蔡老师在其成长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1956年，调任濉溪一中高中部任数学和物理教员兼督学。1958年至1959年间，因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宣传不积极主动，加之对打倒彭德怀有不同看法，被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从此，他的家庭便接二连三地受到冲击。除了无休止地批斗和羞辱，家庭经济也大受影响，最艰难时，父亲一个月的工资连勉强糊口都不够，为了生活，蔡玉良四个哥哥中的大哥、二哥不得不辍学到处漂泊打零工谋生，母亲靠打草、帮助别人洗衣服、做些针线活补贴家用。1959年，蔡玉良不适时宜地来到这个世界，他说他出生在濉溪一中附近的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上，生逢乱世，天灾人祸，因为饥饿，一家人为了生计，无人在家，只有他的母亲靠着岛上的野草、芦苇根、树皮、捡来的花生皮、红薯梗和水边能捞出的几条小死鱼为生，没有人能记得他的具体生日，只听他母亲说在小麦出芽和油菜快要开花的时节。受到不公正处分的父亲已被调离，去了距离濉溪县45公里外的一个叫孙疃镇子的农村中学，仍然任高中部数学和物理教师。

 

    直到1960年，他的母亲才带着一家人也迁到了孙疃，住在离中学2~3里外的一个砖窑厂废弃的、原用于晾砖的破房子里，他的母亲就在砖窑厂附近的沟坎坡地上开荒和打晒干草，勉强维系着一家人度日。蔡玉良曾记得，他的三哥于1964年取得了优异的高考成绩，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被录取，为此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而失踪，直到1965年才找到。即使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能维持多久，1966年后，学校停课，造反派们整天批斗老师。那时，蔡玉良随父亲住校，他亲眼看到隔壁一位老师因受不了折磨而割脉自尽，也亲眼看到另一个老师上吊自杀，后来他的父亲也被隔离再审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到父亲住的地方，这件事一直影响了他很久，直到现在，他都不愿意再去回想，并经常做恶梦。

 

    1964年夏，全家人被下放到当地一个叫小任庄的地方，由于家庭成分问题，经常受到地方“势力人”的刁难，蔡玉良至今都忘不了那些“势力人”和他们的孩子，总是带头羞辱欺负他们一家人，虽然二嫂、四嫂都是当地人，在村里辈份也高，有时也能在关键的时候保护家人，但大哥、三哥因出身问题找不到对象，加之时常受到地方“势力人”的欺侮，为了生计，母亲不得不又带着他和两个哥哥离开父亲，回到了故乡颍上。

 

    虽然在故乡有乡亲照顾，但蔡玉良还是因出身问题上不了学，只得在村里干农活。最后在当老师的本家堂哥（蔡玉华）的帮助下，总算有学可上了。但当时“开门办学”风气甚重，中学阶段除了学习一些农业常识外，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恢复原职，再次回到原来的学校教书。1977年恢复高考，蔡玉良的三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但也因为出身问题不能如愿，只好当了一名民办老师。有意思的是，1978年三哥又收到一份淮南师专的入学通知书，听说是安徽省教育部门考虑到当时人才奇缺，才给1977年因成分问题而没有被录取的考生一个机会。辍学较早的两个哥哥也只能在农村务农了。

 

    由于家庭经济的原因，母亲本来是不想让蔡玉良继续上学的，但倔强的蔡玉良态度坚决，在父亲的支持下到父亲任教的中学续读初中，进入初三班，比同班同学年龄偏大2-3岁。一开始时，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正好也赶上了初三延长半年。虽然，在颍上老家没有好好学习机会，蔡玉良在三哥影响下，对数理化也产生了兴趣，并显示出这方面的天赋，1977年春第一次参加淮北市数学竞赛就拿了个第三名。1978年学校为了提高考大学的成功率，在高一班抽出5名优秀学生，办了个小伙班， 蔡玉良便参加了1979年全国高考， 尽管因为失误（ 一张试卷掉地下没有发现） 而没有被录取，但也达到了当时的高考分数线。1980年，高二的他再次参加高考， 因为语文和政治成绩不理想而落第。高三时，在父亲和中学老师的指导下，蔡玉良暂时放下数理化，在语文和政治两门功课上狠下功夫，进步很大。他不无感慨地说，他现在的语言功底，也得益于那时候的努力。1981年高中毕业再次参加考试，虽然数学和物理成绩有所下降，但仍然以高出录取线几十分的成绩考入南京化工学院。

 

    他本来报考的是化工机械自动化专业，但阴差阳错，被录取到硅工系，懵懵懂懂的他，也不知道这硅酸盐工程是个什么东东，就稀里糊涂地读了。他在大学里，不仅各门基础课和专业课成绩优秀，其体育成绩也很出众。一个偶然的机会，体育老师发现他在投掷项目上极有天赋（实际上中学时代，他就多次获濉溪县中学生运动专项第一名），就把他选拔到校田径队，结果每次参加省、市组织的大学生运动会他都能捧杯摘牌。他创造的标枪投掷校纪录听说至今未破。他大学毕业被保送读研时，学校为了他的体育成绩，还千方百计地劝他读本校研究生部。

 

    1985年大学本科毕业，蔡玉良被保送读研。他的本科老师崔雪华教授推荐他读胡道和教授的工程热物理专业研究生。当他战战兢兢地找到胡教授时，胡教授告诉他：“想读我的研究生，就必须和其他同学一样参加研究生考试”。要知道，他当时为了考研，复习的都是其它方向的课程，离考试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如何来得及迎考？但蔡玉良没有气馁，他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埋头转向热工专业的学科。1个月后的某天，图书馆的老师告诉他“别人都去考试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复习？”蔡玉良当时就懵了，急忙去问胡教授，教授才笑着对他说：“傻孩子，我要是不这么说，你会这么认真地复习吗？”

 

 

    在一年的基础课学完后，开始进入研究生课题准备阶段，这时，蔡玉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是有关日本人运用反求工程，在科技领域奋力追赶欧美的介绍。联想到中国水泥工业的落后状况，他想，如果把从国外引进的水泥生产技术利用反求工程的原理，进行破解、消化、吸收、转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发、创新，中国的水泥工业不就能向国外先进水平看齐了吗？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胡道和教授，导师非常支持他的想法，鼓励他大胆开拓思路，结合所学课程和工程热物理知识与实践进行延伸。于是他写了一个读书报告，报告中，他把他的思路详细地进行了描述。当他把报告交给导师后，胡教授正好要去参加一个水泥学术年会，就把报告带上去了会场。会议休息时，胡教授早期的学生，武汉工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院的陈全德教授去看望她，偶然发现了这份报告，觉得想法非常好。不久后以陈全德、胡道和等老一辈专家教授为主，就当时国家投资引进的几条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的反求、消化为题立项，很快得到了国家建材局的支持，组织了专家论证，并特拨了科研经费。

 

    为了深入了解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工艺，胡教授安排蔡玉良到宁国水泥厂实习调研。在厂期间，蔡玉良深入生产一线，与操作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化验室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关系非常融洽，他认真观察，虚心求教，获得了大量的生产技术数据，并收集了大量的图纸资料和化验室分析数据资料。后来，胡教授又安排他到冀东水泥实习一个月。同样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和生产数据。这些资料对他以后的研究工作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回到学校后，蔡玉良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提出了在反求工程中自己的想法和进一步研究的思路，胡道和教授详细地看了他的报告，并针对具体问题作了批语。蔡玉良至今都记得教授批语的大致内容，他说，教授不仅针对报告内容作了批注，而且对报告的语言结构、用词等也作了修改，足见教授对那份报告的重视程度。从那以后，蔡玉良不仅对学术研究精益求精，对文字的要求也很严谨，直到现在，他对他的部下写的材料仍像当年老师那样认真修改、批注，保持了一个科研人员严谨的工作作风。

 

    在反求工程项目中，考虑到蔡玉良的能力，课题组把建立数学模型的工作交给了他。这项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极其复杂且繁重的，需要用数学方法把原有系统结构参数和内部物理、化学过程参数表述清楚，他不仅要花大量的时间，在系统结构参数和工艺控制参数间建立起能够反映系统实际情况的一系列非线性方程组，还要寻求合适的求解方法，完成大量的编程、调试和验证工作，在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里，他选择采用了非线性规划和矩阵求解等方法，完成了从模型建立、校验、编程、求解计算和分析等全部工作。他既很好地完成了毕业论文，又完成了老师交给的科研任务，也没有辜负课题组对他的信任。在工作过程中，蔡玉良经常靠着馒头、开水长时间工作在机房，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整个课题获得国家建材局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蔡玉良本人也获得了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通过这次科研工作，蔡玉良不仅对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工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在思想品德方面得到了提升。讲到这里，蔡玉良忆起了一段往事。在研究生快要毕业时，为了确定工作去向（他妻子的亲戚和家人，多半在北京工作），同时保证解决他妻子随同问题（妻子从安徽省青年篮球队退役后，在老家一所中学任体育教员），他偶然得知武工大北京研究生院的陈全德教授在安徽滁县开会，便私自去找陈全德老师，寻求一起去北京的机会，没等回校，胡教授便很快知道了消息，狠狠地批评了他，并要他写出深刻检查。后来他才知道，其实老师早有安排，为他今后的科研工作能有一个好的平台，且能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已经把他安排在南京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工作。

 

 

    研究生毕业后，蔡玉良被分配到南京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技术开发组工作，谁知报道的第一天就遇到个下马威。当时的院办一位老职工问明他的情况后，就指着他说：“你们这些研究生，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我们本来是不愿要你的，考虑到……还是要你了！”一顿教训使蔡玉良认识到，以后的工作中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只能一个一个地克服，用他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很快，让他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就不期而至。就在他报到一周后，单位领导派他到江苏邳县水泥厂现场工作。当时南京院正与邳县水泥厂合作，进行国家“七五”攻关项目——煤粉燃烧器等技术的研究，带队的负责人看到院里派了个大学生来很不高兴，认为他做不了什么事。蔡玉良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跟着大家一起干活。每天下班后别人都在打牌，他却一个人跑到车间观察、记录，了解各种信号和数据的变化规律，直到他认为很清楚了为止。一天，带队负责人拿了一个PC1500计算机给他，在纸上写了几条要求，让他编一个程序，因为没有带资料，他仅凭记忆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负责人看到他编写的程序后非常高兴，对他的看法大大改观，以后的工作中就对他很好，很多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做。

 

    邳县的工作完成后，蔡玉良背着大包小包陪着负责人坐火车回单位，在徐州火车站上火车时一只凉鞋被挤掉了，就光着脚坐火车回到南京。后来，还是这位负责人出钱让他再买一双凉鞋。

 

 

 

    之所以用了艰辛探索这个小标题，是笔者对蔡玉良后来的一些情况真的太了解了。刚到南京院工作时，因为没有资格分房，光是在住房这个问题上就吃了不少苦。他也经常调侃，说他什么样的房子都住过。就笔者所知，从1989年他夫人和孩子调入南京后的3~4年间，找地方住就成了大问题。开始时，办公室白天办公，晚上就成了他一家人睡觉的场所，一般是席地而睡。后来，南京院的办公地迁至汉中门，生活区办公用房改成生活用房，他也没有机会分到，只能在别人周转房屋的短暂时间，靠频繁搬家来维持生活住房，院里总共有14栋楼，没有他未曾住过的楼栋；他既住过仓库、也住过狭小实验室杂物间、还住过厕所和无窗的暗房；直到1995年才分到属于他自己的70平米房子。但就是这样艰苦的条件，都没有能让他放弃研究工作，他一直都在默默地积累，只是等待机会的到来。

 

    1989年，南京院接到了淮海水泥厂改造的任务。淮海水泥厂生产线是多年前的引进技术项目，由于先天不足，一直没有正常生产，是当时国家建材局一个老大难问题。蔡玉良作为一般工作人员，随工程总设计师丁家庆到现场了解情况。他到现场后， 不辞辛苦到每一个生产工段和车间去摸清情况， 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时， 他平时的知识积累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能力。当他了解到预热器三级旋风筒经常堵塞时，就认真地分析了粉体的流动特征，提出了三级筒的歪锥改造方案和思路（后来也成为预热器中各旋风筒的设计特征，较洪堡型歪锥旋风筒出现还要早5-6年），并向设总和厂里的有关技术人员作了汇报。设总丁家庆非常支持他的想法，认为如果从原理上能解释清楚就大胆地改，并亲自与淮海水泥厂领导沟通。水泥厂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利用停窑的机会，按照蔡玉良提供的草图进行了改造，预热器系统从此不再堵塞了。为此，蔡玉良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得到业内的认可。

 

    淮海水泥厂三级筒堵塞问题的解决，使院里有关技术部门的领导对蔡玉良刮目相看，认为他是个能做事且思路开阔的人，就把淮海水泥厂整个烧成系统技改方案和技术论证交给了他。蔡玉良加班加点完成了厚厚的一本论证报告书，在完成技术方案的过程中，时任设总的丁家庆还经常专门到他所住的“厕所”去看他。报告完成后，淮海水泥厂领导提出邀请专家来论证。院里请了当时国内最权威的专家来审查报告，国家建材局局长王燕谋亲临现场，专家组成员有曹辰、胡道和、陈全德等一批国内顶级专家。蔡玉良整整讲了一天，并回答了所有专家关心的问题，得到了王燕谋等领导和专家的充分肯定。论证结束后，为了慎重，蔡玉良又远赴天津、北京等地广泛征求意见，最后亲自绘制草图交给设计部门设计。

 

    淮海水泥厂的改造成功，使南京院有了一大批自有知识产权，形成了一系列专有技术，使南京院在国内水泥行业声望骤起，项目也获得了国家建材局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蔡玉良本人也顺理获奖。谈起这件事，他不无感慨地说：要非常感谢设总丁家庆，在申报获奖名单时，丁总力主蔡玉良列入获奖名单，而他自己却因为人数限制而宁愿放弃。这也是蔡玉良许多年后才知道的。

 

    淮海项目改造成功后，蔡玉良得到了院有关领导的重视，此后承担了许多重要的研发和创新工作。

 

 

    后来他又被派到淮南上窑水泥厂进行生产调试。在调试期间，他从生产管理的角度发现，工厂烧成工段的考核制度有问题， 认为用喂料量核定每班的业绩， 对烧成工段进行考核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于是找了现场负责人交涉， 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两天后， 在交接班前， 事故终于发生了， 工人为了增加喂料量，在预热器发生堵塞的情况下仍坚持喂料，造成预热器大面积堵塞。结果在捅料时发生安全事故，大量热灰从预热器喷出，将捅料工人烧伤，蔡玉良自己也受了伤。

 

    因为在现场积极肯干，又解决了不少技术问题，现场负责人在写调试报告时对蔡玉良的工作大加赞赏，同事们也有意无意地在领导面前提起他在现场的作用，这就使院领导对蔡玉良更加关注和重视，以后像中国水泥厂、白马山水泥厂的调试任务他都参加了。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英德水泥厂两条湿磨干烧生产线的建设。为了进一步掌握这一新技术，院里派蔡玉良到英德水泥厂现场工作，当时英德水泥厂引进了两条线，一条已经投产，另一条还在建设中。这就为蔡玉良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一边观察生产情况，采集生产数据，一边测量还在建设中的设备，利用反求工程理论对系统进行反求、反算，形成了自己的东西。回院后，院里就安排他主持湿磨干烧系统的研发和设计工作，在浙江江山水泥厂首条1000t/d湿磨干烧项目成功完成后，先后又承接了十多条不同规模的湿磨干烧生产线，烧成系统全部由蔡玉良研发和设计。蔡玉良坚持亲自设计、亲自调试，因为这样他才能及时掌握系统的运行情况，有了问题也能及时反馈、及时解决，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设计思想。

 

 

    与此同时，蔡玉良开始收集国外4000t/d和5000t/d级的水泥烧成系统技术资料，他把出国考察人员带回的资料集中起来，逐一进行反求、分析和研究，结合自己长期聚集的经验和实际使用情况，从中找出他们各自的优缺点，经过归纳、总结，加上自己的理解，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研发、设计体系和理论。早在上世纪他就组织研发设计了一套5000t/d级烧成系统中的预热预分解系统蓝色范本，至今还留在在技术中心供大家学习参考。后来铜陵首条国产化5000t/d烧成系统预热预分解系统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所建立的系统理论和铜陵项目的实践，获得了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套系统性理论和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现已形成了图形的参数化设计，只需根据原、燃料数据和生产规模等条件，就能快速地满足个性化设计控制要求而完成设计。

 

    由蔡玉良开发的烧成窑尾预热、预分解系统一经推出，便显示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不仅系统阻力低、热耗低，而且对原燃料的适应性强，受到国内水泥行业的普遍好评，以致后来国内新建水泥生产线绝大多数都采用了这一系统。特别是在铜陵海螺水泥的成功应用，大大提升了中国水泥技术装备国产化水平，促进了中国水泥工业的整体向上。

 

    其实，铜陵海螺5000t/d熟料生产线的成功并不意外，这是多少年来积极准备的结果。在此之前，蔡玉良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默默地积累，厚积薄发。正像本文开头时所说的那样：一旦有机会，他为这个机会所储备的能量就会喷发出无限的光和热。

 

    后来，院里成立技术中心，蔡玉良作为中心副主任(1年后升为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这个职务使他有能力对整个南京院的窑尾系统进行了梳理，统一成一个体系，形成了南京院特色。蔡玉良瞄准了国内市场原、燃料变化较大，为了提升系统的适应能力，消除过去离线分解炉带来的问题，毅然将离线炉改成了喷旋结合的在线式分解炉，并将当时分解炉的炉容由4.5~5.5m3/(t/h)破天荒地提升到了9.5~12.5m3/(t/h)，并根据燃料燃烧特性，通过调整燃料喷入位置和入炉物料粉料控制，满足燃料燃烧和物料分解的控制需求，达到提高适应能力的目的。当时由于分解炉容的扩大，使得一次性投资有所增加，还遭到市场工作人员的反对，但由他主持设计的系统，其具有系统阻力低、能耗低以及对原、燃料的适应能力强等特点，其带来的好处是长期的，在实践中，逐渐被业内广泛接受和认可。据笔者了解，目前国内几乎所有设计院的窑尾系统，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采用了“蔡氏理论”。

 

 

    2004年是蔡玉良丰收的一年。那一年，蔡玉良不仅事业有成，而且获得了不少荣誉。首先是被建设部授予勘察设计大师称号，又被评为全国央企劳动模范。在他的带领下，技术中心也逐步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

 

    他主持技术中心期间，提出在设计新项目时，由工艺技术人员一揽子负责到底的工作思路，即在做工艺设计时，要把土建、设备、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统一考虑进来，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部门之间的不协调。这样做的好处：一是便于烧成系统的规范化；二是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效率高，且有利于标准化；三是技术稳定性容易控制，实验数据与工程相结合，更有利于工作。此外，他还提出“谁设计谁调试”的一体化服务概念，这样更有利于实时反馈信息，指导和改进以后的工作。

 

    事业的成功并没有使蔡玉良就此止步，在带领大家继续服务水泥企业的同时，他把目光投向了环保工程。其实早在1998年，蔡玉良就开始收集“利用水泥窑处理生活垃圾”的资料，主持技术中心工作后，他一方面继续抓海内外工程对技术研发的需要，一方面积极到国外考察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理生活垃圾的案例，回国后就主持开发这一项目。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水泥项目这么多，不应该搞这个不挣钱的项目。但蔡玉良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坚持开发研究，并为铜陵市和海螺联合争取日本政府最后一笔改进环境的贷款，前后做了大量技术工作，但终因海螺集团出于战略考虑，项目实施时，失去了为其提供技术服务的机会。尽管期间有一些波折，但经过他和他的团队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自第一条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线在溧阳天山水泥厂成功建成投运以来，先后采用该项技术工艺建设完成的项目已达十多项，还将持续下去，且首个项目已列入国家推广示范化项目名录中。期间，他还主持了水泥烧成系统NOx排放的控制技术研究和应用工作，为数百条水泥生产线提供了技术服务。除了利用水泥窑炉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外，还在协同处置城市污泥、污染土、危险废弃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已有许多成功的案例。提到环保产业时，蔡玉良显得有点伤感，原来近些年来，因公司板块分割和调整等一些人为原因，使他不能持续为环保产业尽一己之力，经他所带的环保产业技术骨干，调走的调走，离开的离开，难以凝聚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他并未受到干扰，继续研究环保产业中的技术问题，每当原环保团队遇到难题时，还得向他寻求帮助，虽名不正言不顺，也显得不公平，但他也从未拒绝，毫无怨言地去提供支持，做着他“不该”做的工作，为了环保产业中存在安全生产控制问题，时刻在呼吁着。毫无疑问，蔡玉良在“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和废弃物”这一领域所留下的足迹，将永远不会被磨灭。他所积累的宝贵知识，对后来者来说都是财富。

 

    鉴于国内水泥生产过剩，服务业务的缩减、环保与技术业务的转移。蔡玉良也做了一些调整，除了承担一些超前“水泥静态悬浮煅烧技术”研发和集成创新课题外，近年来，他还将触角向外不断延伸，带领他的团队开展了镁盐、钡盐、钙盐等生产技术的研究工作，以及镍铁、矿物烧结等课题研究。也承担了一些相关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和总包项目，为公司的多元化技术经营创造了条件。

 

    鉴于蔡玉良长期坚持在生产一线工作，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除了他获得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学技术和工程设计奖励外；授予他的荣誉也不计其数，例如：南京市五一劳动能手、建材系统新闻人物、行业科技领军人物、江苏省“333”人才培养对象、优秀总工程师、国务院津贴获得者、二代研发先进工作者、合格院士候选人、全国勘察设计大师、中央企业劳模、中华杰出工程师等等； 足以显示出他的品德、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和对国家、对行业的贡献。

 

 

 

    厚积薄发，是笔者在这次采访中最大的体会。蔡玉良之所以能够成功， 是他不断进行知识积累的结果。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没有放弃学习和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水泥工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每一点进步，无不凝聚了老一代人为之精心策划，无私奉献；中年人为之奋勇攀登，开拓创新；年轻人好学钻研，传承发扬付出的智慧和汗水。

 

    在写这份报道的空档，笔者翻看了由蔡玉良编著的《水泥工程技术与实践》一书，胡道和教授在序言中的一段话也许是对蔡玉良能够走向成功的最好总结：“蔡玉良及其团队在研发工作中有一套规范、制度、要求、风气、习惯、传统等，在当前繁杂的氛围下，他们能甘于寂寞，数十年如一日，长期拼搏在第一线，这种独特的团队文化也许更值得赞扬吧！”

 

    摘录一段大师的语录作为本文的结尾：青年研究学者要学会：乐于读书，甘于吃苦，敏于观察，勤于思考，苦于专研，爱于集思，善于动手，巧于移植，强于健体，勇于攀登，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敢于担责，必有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