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仅仅把这次煤炭供应紧张状况看成纯粹是由于关停小煤窑导致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可能因忽略缺煤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而失去一次未雨绸缪、防范缺煤现象重演的机会。缺煤真正的症结在于不恰当的安全治理操作模式和我国煤炭储备制度的缺位。
由于煤炭供应不足导致的缺电现象正在蔓延。据最新的报道,1月24日,贵州宣布进入大面积二级停电事件应急状态。就连煤炭大省山西省,其电网电力缺口也达到150万千瓦—200万千瓦。而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个省市因电厂缺煤停机不得不拉闸限电。
首先应该肯定一点,煤炭的供应缺口正在呈现出日益拉大的趋势。近几年来,由于逐步深化的市场化改革,煤炭价格由计划走向市场,煤炭产品低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而是呈现快速上涨势头。涨价在不断促进煤炭企业提高生产,显然,煤炭供应不足并非由于供方的积极性不足所致,而主要是由于需求增速快于供应增速所致。我国火电、钢铁、建材及化工四大行业对煤炭的消耗量占全国煤炭消费比重的88%以上。2007年1—10月份,电力、生铁、粗钢、水泥行业的产量增速分别达16%、15.8%、18.1%、14.2%,而同期煤炭全国产量增速仅为8.17%。也就是说,即便从正常的市场供需结构来看,煤炭的供应缺口也在呈现出逐渐放大趋势。
那么,煤炭供应缺口导致的缺电问题为何在今年突然爆发呢?一般人都将原因归结到关停小煤窑身上。事实上,国家在有计划关闭小煤窑的同时,也在全面提升煤矿的生产水平,这为大型煤炭企业的整合、增产提供了契机,两者相抵,供应缺口基本可以填补。
真正的症结在于不恰当的安全治理操作模式。最近几年,我国加大了煤矿安全治理力度,出于人性化的关怀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安全治理是必然选择。但是,安全治理应该是基于常态而非“一人患病,大家吃药”的集中整治,但现在的做法往往是一家煤矿出事,马上进行大面积的停产检查。这种大面积的集中检查未必有基于常态基础上的逐矿检查更有效,因为那些停产的煤矿并不能立即得到检查而要排队等待,这无形中减少了煤炭产量。但这种做法往往能够迎得公众的认可,认为安检力度在加强。其实,这种大面积停产检查所导致的煤炭产量的下降并不比关停小煤窑的影响小,而且,由此导致的产量减少往往没有填补者。
在认识到大面积关停检查的危害后,1月23日和25日,国家发改委先后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产煤省(区、市)坚决纠正对所有煤矿一律停产的消极做法。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或许可以在今后避免煤炭供应的忽冷忽热。
以上还仅仅是修补性的措施。要确保煤炭供应的稳定,还必须建立起煤炭储备机制。
在此次煤炭供应紧张之时,又出现了囤积居奇者的身影,他们成为导致煤炭供应短缺的推波助澜者。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敢囤积煤炭,原因就在于我国大部分地方尚未建立起煤炭储备机制,即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储备的数量也非常有限,无法在煤炭供应短缺时通过动用储备煤炭吓阻囤积者、平抑价格、稳定市场。同时,由于煤炭储备缺位,煤炭供应过剩与煤炭供应短缺的情况会交替出现,而当煤炭供应紧张之时,煤矿开足马力生产,既容易造成安全事故,也容易造成野蛮开采,导致在开采过程中出现严重的浪费现象。目前我国煤矿矿井回采率仅在30%左右,与国外矿井回采率最高为85%相比相差悬殊。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每采1吨煤,就要付出6吨—8吨煤储量的代价。”
还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许多人至今认为,我国煤炭供应不足是生产不足所致,而没有考虑到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即我国煤炭后备资源短缺问题。早在2004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范维唐,第一副会长濮洪九就上书国务院,指出,按照“净有效量”(指真正能经济有效可供开采的资源量)测算,在1万亿吨的煤炭探明储量中,净有效储量仅为1037亿吨。以我国煤炭工业的现状为基础,每吨煤的采出率为30%,以净有效量1037亿吨计算,可采出储量为311亿吨。若以年产煤10亿吨测算,仅可保证31年的产量;若以预测需求量来衡量,到2020年,311亿吨煤将全部采出。因此,两位专家建议尽快建立起我国的煤炭储备机制,通过技术改造等手段,提高全国煤炭资源平均回收率。
今天的煤炭供应短缺是未来煤炭资源短缺的一个提前预演,它需要我们提高危机意识,未雨绸缪,及时做好准备。早在2004年,我国多位煤炭专家就建议政府尽快建立起煤炭储备机制,但国家级的煤炭储备机制时至今日尚未建立起来,只是个别地方建立起了少量的煤炭储备。
相比而言,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建立起了煤炭储备机制。比如,煤炭在日本能源消耗中占比较低,但日本仍然从国外进口大量优质煤,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储备。日本国内也有部分煤炭资源,但大都已经关闭,不再开采,而是作为一种储备手段,留到最需要时开采。连非洲国家尼日利亚都有自己的煤炭储备。
在储备制度和储备政策方面,我国一向重货币储备,轻物资储备;重国家储备,轻企业和个人储备。煤炭供应短缺所发出的危险信号提醒我们,这一弊端已经到了非尽快修正不可的地步。煤炭储备机制建立得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