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0年以来，宏观政策选择面临极为复杂、极为敏感、极为微妙也极为艰难的困境。

　　自2007年底至今，宏观政策已经经历了4次调整。2007年年底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适度从紧，是政策的第一次调整。这种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还没坚持到半年，就在2008年6月的高层经济工作会议上消失。2008年底，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正式转变为适度宽松，是政策的第二次调整。到了2009年，这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实践中演变为极为宽松，房价暴涨震惊了整个社会。2009年底，虽然货币政策名义上还是适度宽松，但在实践中已经转为适度从紧。央行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宏观政策由保增长转为调结构，这是政策的第三次调整，但这种选择并没有持续。今年7月又一次发生政策的重大转向，调结构再次被保增长取代，这是政策的第四次调整。

　　在相对不长的时间周期里，宏观政策连续经历4次调整，这种大起大落加剧了经济本身面临的困难与困境，政策的选择也陷入了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艰难局面。

　　宏观政策选择面临的第一重困境是保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选择。保增长与调结构本来并不存在矛盾。如果我们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我们有完善的市场与充分的竞争，那么在经济的发展中就会出现市场的优胜劣汰，经济发展的过程就会同时成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高级化进程。

　　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充分，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政绩GDP”使地方政府产生难以遏制的投资冲动，在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新的产业群背景下，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就必然是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经济发展正在不断吞噬无效增长的恶果，中国经济这辆高速列车已经无力承担如此之重的负荷。根据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提供的数据，2009年，我们用全世界46%的钢材、48%的水泥、45%的能源创造了不到8%的经济总量，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模式无论如何也无法延续。

　　宏观政策选择面临的第二重困境是保增长与保民生的两难选择。2009年保增长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启动，如北京2009年的GDP增长中有62%来源于房地产市场。但由此产生的恶果就是房价暴涨，其上涨幅度与价格高度都已经全面越过了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与购买能力。高房价已经扼住了中国经济的喉咙，遏制了中国经济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的进程。在高房价阴影笼罩下，无论是发展政策还是调控政策，选择的空间都已经大幅收窄，靠刺激投资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宏观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保增长就压不住房价，压不住房价就保不了民生，增长与民生这一对本来是相互扶持的天然伴侣就在高房价下分道扬镳。

　　宏观政策选择面临的第三重困境是松货币与紧货币的两难选择。紧货币就难保增长，松货币就难扼通胀。2009年以来，4万亿元救市资金、7.7万亿元地方融资平台、17万亿元的大规模流动性释放，再加上2.4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所形成的人民币对冲资金，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已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一方面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货币的流通速度放慢，这向经济与市场发出的都是通胀信号，在这种情况下还不通过大规模紧缩货币来回收流动性，那么一旦通胀爆发就将是恶性的，在经济全面滑坡的背景下，“滞胀”的危险就会成倍增加。如果为了刺激经济再进一步放松货币以释放流动性，那就会产生严重叠加的负面效果，中国经济就将打开危机大门。

　　久病不医必酿大患，有病乱医更是十分危险。不走上经济转型之路，中国经济就很难再可持续发展；不经历转型的阵痛期，两难的选择困境就会更难。两难困境正日益向多重困境演变，时间拖得越久，困境就会越加严重，选择就会有更大风险。

　　在这样极为严峻也极为复杂的经济困境面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必须从中国经济的大局和长远着眼，既不可急功近利，也不能孤注一掷，特别是要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更加复杂也更加困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