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1997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

　　特约撰稿　易宪容

　　2005年前8个月国内的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成绩斐然，构成了GDP快速增长的动力，特别是强劲增长的净出口更是使得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贸易顺差，整个国内经济出现一派交错别致的局面。

　　未来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

　　一方面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物价水平持续向下、企业投资持续不减、中国产品贸易天下；另一方面产能过剩造成企业利润不断下降、供给过剩导致产品价格下落、国际贸易摩擦四起。有人惊呼，目前国内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能持续，而通货紧缩更会让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进入下行轨道。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是否进入下行轨道当然是见仁见智，如果在数据处理、参照点的有所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从表面上看，目前的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增长也如以前一样快速，但是其中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如钢铁、化工等投资周期性较明显的行业，受宏观调控之影响，早几年的投资已经处于收尾阶段，这不仅使得所需要的投入要素往往是国产的，而且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被国内投资形成的产能所替代，这就使得国内需求上升及进口减少。

　　然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国内不少行业产能过剩、CPI降低，并没有降低国内需求的增长。无论是从投资还是从消费及出口来看，其增长幅度都高于同期。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中，产品过剩、产能过剩应该是一种常态。通过这种产能过剩、价格下行，市场才能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健全起来。

　　目前我们应该关注的是，那种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是否能够持续？特别当国际金融市场汇率不确定性增加、贸易摩擦的政治化及知识产权纠纷不断时，未来的进出口贸易是否能够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极？还有，目前国内市场不少行业的产能过剩主要表现在与房地产宏观调控后相关产业供求关系变化上，如钢铁、建筑材料、电解铝等产品的价格调整。也就是说，当以房地产为单一增长模式的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后，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极又在哪里？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内需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1998年以来，“扩大内需”一直是国内政府最为关注的重心。但是国内内需扩大是什么呢？早些时候有人提出为教育，也有人认为是产品的更新换代与升级，如汽车、住房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其可持续性与否又出现了问题。

　　提高农民收入来扩大内需不易

　　最近有人认为，要扩大中国的内需，就需要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局面，即中国要掀起“新农业运动”。这种观点从中国的人口结构、农民消费水平和农民消费与城市居民消费的差距性、农民收入水平差距性来寻找扩大内需的条件。

　　可以说，从理论上与经验上来说，这种观点是没有多少问题的，即只要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业人口的内需扩大了，只要这部分人口的消费水平达到目前国内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只要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足以达到这种消费支付的能力，那么中国的内需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但是农民收入水平如何来提高？

　　这几年来，“三农”问题一直都是政府政策的重中之重，如农业税的减免、农民进城务工便利、农产品价格保护等，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这些政策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仍然是十分微小。最近，在“十一五规划”中同样把“三农”问题作为今后几年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并希望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内部深化改革及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等来改变目前农村之现状，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但是这些长期政策要想短期内来达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目的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仅农业人口基数大、素质低，而且这些人口多数处在中国整个现代文明的边缘。目前国内农民不仅本人无法分享国内经济快速增长成果，而且他们的贫穷正在代代相传，即在不公平社会环境内没有均等提升自己及家庭的机会。有人说，农民的收入水平取决于农民劳动生产率。但是在一个既定的制度环境和自然条件下，农民没有一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其劳动生产率要短期内提高是不可能的。农民收入水平不提高，来扩大农民内需作为经济增长极是不可能的。

　　老百姓的支付能力决定内需的扩大

　　最近，周小川行长提出扩大内需应该放在发展中国的服务业，放在发展居民家庭最终消费的服务上，如医疗、文化、体育、娱乐、旅游、餐饮、家政、物业管理等。在国内，这方面的居民最终消费不仅所占比重偏低，而且产品与市场十分狭小，因此，居民消费在这方面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它的增长也反映现代文明社会发展趋势。还有，周小川关于服务业类别新的划分及这些服务业的供给创造需求，这些都是很有创意的想法，也应该是中国扩大内需应该密切关注的方面。

　　但是，它能够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极吗？从内需的角度上来看，这是大势所趋，是国内未来需求发展方向，但民众的需求支付能力从何而来？从目前情况来说，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就在于如何提高大多数民众的收入水平(无论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并生产出国内多数民众有能力可承担或有支付能力的产品。

　　目前中国民众内需的扩大，不在于为民众创造哪种产品、形成哪个行业及市场，而在于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在于民众有支付能力，特别是提高绝大多数民众的收入水平与支付能力。如果政府政策不在这方面努力，那么中国内需的扩大或是走不通或是走入狭窄的死胡同。比如房地产市场民众的住房消费问题，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要想真正的满足绝大多数民众的需要还得生产出许多住房。但是民众这种潜在需求为什么不能够转换为有效需求，就在于民众没有能力支付起目前这种过高的房价。而且农村的内需扩大、新的内需创立都在于民众有没有支付能力的问题。

　　扩大内需要改变现有的制度缺陷

　　目前绝大多数民众收入水平低、支付能力不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国内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而这种财富的两极分化并非是市场经济使然，而是我们转轨经济制度缺陷所造成的结果。当一个国家的少数人通过现有的制度缺陷占有社会大量或绝大多数财富时，整个社会的内需扩大就十分困难了。有需求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需求的支付能力而无法实现潜在需求，有支付能力的人则需求过足而无法让个人潜在的内需再扩展。

　　因此，目前扩大内需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现有的制度缺陷让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提高，比如说个人迁徙制度、身份制度、就业制度、税收制度等障碍限制个人的机会均等。在一个没有机会平均的社会中，不仅不存在社会的公平性，也没有个人收入水平提高的公平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的财富就可能向少数人集中，绝大多数人的内需也就无法扩展。

　　几年前我就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最大成就是个人经济生活权利的不断扩张，即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约束条件下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并在这基础上创造财富。而这个成就的基础就是我们制度安排不断的公平性。理论与经验都表明，个人经济生活权利不断扩张是我们社会经济成长的动力所在，也是我们的经济繁荣及减少社会贫困所在。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极仍然要从这里入手，从制度安排上来保证每一个民众都有均等创造个人财富的机会，来提高其收入水平。个人收入提高了，内需自然也就扩展了。

来源：中国证券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