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能合作被视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中国社会常见的毛病之一就是“一窝蜂”，在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中也不例外，一提“国际产能合作”就一哄而上。因此，要想有效结合国际产业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实现提升我国经济的目的，我们特别需要理清以下基本原则性问题：

 

 

    首先，在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种手段上，我们要合理布局，以免“国际产能合作”沦为中国经济自废武功，甚至沦为资敌。我们需要时刻牢记，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国际产能合作并不例外；我们的目标是可持续地扩大和保持我们的海外市场，向海外转移产能并不是我们的目标，只是为了实现目标而可以使用的手段之一，出口（包括货物贸易出口和海外工程承包等服务贸易出口）同样是可以使用的手段，而且任何正常工业化国家的出口贸易规模都比直接投资规模大得多。不仅如此，由于海外直接投资风险大大高于出口贸易，因此，其它条件相同，出口手段优于海外直接投资手段。如果我们的指导思想不清楚，不能明确上述两项原则问题，我们的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就很有可能沦为自废武功，甚至是扶植我们的竞争对手。

 

 

    其次，冷静全面看待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广义的国际产能合作包括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两方面内容，如果采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只要对方有足够清偿能力，按通行商业原则进行，水电、火电、核电、道路、港口、电信等基础设施的产能输出就没有太多经济方面潜在后患；但在制造业方面，近两年社会上流行的“输出过剩产能”说法完全错误。

    不错，粗看之下，我国不少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不高，“一带一路”之所以被视为过剩产能走出去的重要途径，盖源于此。然而，一个项目是否构成“重复建设”，不能纯粹从工艺设备角度测算最优经济规模，要按生存法判断。不能以过了一定的年限是否有许多设备、工厂被淘汰来判断是否构成了重复建设和浪费，而是要看这个时期里面它的投资是否已经收回而且赢得一定的利润。如果这样的目的达到了，即使工厂淘汰破产，这种所谓的“重复建设”在经济上面也是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制造业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面向全球市场生产，而不是仅仅为国内市场生产。在判断产能是否过剩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以国内市场容量判断是否过剩，尤其不能以萧条时期的国内市场判断是否过剩。要在开放的全球市场上，看包括海外在内的整个市场需求是否与我们的产能匹配。尤其不能仅仅看到萧条时期，还要看到未来景气时期，产能能不能够为未来的景气时期做好准备。尤其重要的是，如果说原来中国经济的目标很单纯，就是“赶超”；那么，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我们的目标已经从单纯的“赶超”转向兼顾“防范被赶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向竞争对手拱手让出市场。

 

    就全球化销售的产业而言，如果产能相对于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已经过剩，那么，这部分产能无论是位于中国还是在海外，它都是过剩的；把它从中国搬到海外，除了损失我们的就业、税收和产业基础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别的效果。

 

    不仅如此，制造业发展需要的环境在很多国家并不具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土地制度、达不到规模经济效益……缺一不可；我国“一带一路”计划涵盖的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家，这方面欠缺更为突出。这样，我们很多企业搬迁出去之后效率很可能会大大下降，未必能够经受得住开放环境下国内、东亚同行的竞争，那时候又会给我们留下一堆棘手的麻烦。

 

 

    从更高层次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无疑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取得长足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上升的表现，更有助于提升我国对外经贸的效益和层次。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不例外，其最大潜在风险就是可能带来国内产业的空心化而最终削弱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后劲。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对外投资持续高位，国内投资却长期低迷，陷入高储蓄、低投资局面，成为食利国，这个近代工业革命的故乡由此错过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从工业化的潮头落伍，我们不可重蹈覆辙。在我国国内，温州资本遍天下而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深陷瓶颈，曾经实体经济活力充沛的温州在相当程度上变成食利地区，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不仅如此，对外直接投资持续高增长还有可能损害我国平衡区域发展的努力。我国不仅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不仅在总体上仍然需要通过持续的高水平投资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而且需要通过投资在国内的区域间梯度转移延长实物资本的生命周期，并缩小区域发展的落差。尽管我国已经出现了相对的资本过剩，但相对过剩资本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相对过剩资本总体上相当稀缺，甚至不存在，仍然处于绝对的资本短缺之中。在国际背景上考察，当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丧失成本竞争力而需要转移时，我国中西部地区实际上要与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竞争这部分资本；倘若沿海发达地区的相对过剩资本（包括内资和外资）出于单纯逐利动机赴海外投资，就无异于剥夺了国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机会。由于我国需要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矫正过低的消费率，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迁移；对于其中面向海外市场的企业而言，当他们选择迁移目的地时，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沿海地区无疑比中国中西部地区拥有区位优势。因此，沿海发达地区资本外流损害中西部发展机遇是我国面临的现实风险。

 

    同时，考虑到2015年以来资本外逃压力已经相当沉重，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且其中不乏打着“对外直接投资”招牌者，我们在“国际产能合作”旗号下推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尤其需要注意防范浑水摸鱼。

 

 

    综上所述，在国际产能合作问题上，对基础设施产能输出和制造业产能输出需要采取不同策略。推动基础设施产能输出，进而带动相关装备输出，这一策略没有问题，值得大力推进。许多境外投资基础设施能够大大便利中国贸易，在中南半岛，往往是中国的路修到哪里，“中国制造”和人民币就流到哪里。对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助于增强巴基斯坦国力，防止南亚次大陆实力格局过度倾斜。而且，某些境外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产出还能够大量返销国内，满足国内需求。如电力产业，近年我国电流进口总体呈增长趋势，电流出口则波动不定，增长、减少年份都有。从现在我们投资和进口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电流进口将持续较快增长。实际上，密松水电站、俄罗斯远东水电等项目都是着眼于海外投资建设电厂、电力返销国内，国电集团也计划在俄罗斯远东投资建设巨型煤电厂，所发电力返销国内。

 

    在制造业产能输出方面，我们不能一刀切讲“输出过剩产能”，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对外直接投资才有价值：

 

    一、产品重量大、价值低、其国际贸易受运输成本影响较大，因而销售半径有限，无法通过国内生产出口而占领海外市场。一般而言，啤酒销售半径不宜超过500公里，水泥之类建材的销售半径也比较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就是不可替代的选择。《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第九条提出要“结合当地市场需求，开展建材行业优势产能国际合作”，确属实事求是。

 

    二、能够利用东道国不可替代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或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优势。

 

    对于我国某些丧失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的某些环节而言，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他们需要在东南亚、孟加拉国之类国家寻找廉价劳动力。中亚、俄罗斯某些资源的加工也有较大发展前途。

 

    需要指出，国内产业产能过剩原因不同，需要区别处理，对症下药，方能收效。有些国内产业貌似“产能过剩”，实际上是原料不足，出口市场没有打开，典型如炼油产业。2013年，全国炼油能力利用率为67%；按照现在已经在建的炼油厂计算，2015年我国炼油能力将达到7.4亿吨，2020年将达到9.1亿吨，平均开工率67%。对这种情况，国内淘汰低水平、高污染不达标炼油厂是正确的，盲目要求推动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投资设厂是错误的，因为炼油厂投资浩大，沉没成本惊人，商业性风险和政治性风险都很高，对人力资源要求也高，还要经受开放市场下的竞争。对这种情况，更应该做的恐怕是与阿拉伯等产油国协商，增加其原油在中国炼制的数量，开展和扩大石油加工贸易，那样对我们更有利。